师范生活的第三年，我经历了许多让我难过的事情。
刚刚到校学习不久，我的父亲就害了一场重病。经过洪湖市人民医院的初步检查为伤寒，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最后奄奄一息。我家里发加急电报要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当我风尘仆仆赶到人民医院的时候，父亲看着我默默流泪。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父亲一定想到他的疾病不仅耗尽了家里本来就很少的家产，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还想到我们三个兄弟还没有成人，而他已经没有能力照顾我们了。我很想流泪，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不知道流泪了。我心里依然非常难过，甚至很违心的想将我的寿命给父亲一些，不让他现在就离开我们。当天下午，省人民医院来看望洪湖的伤寒病人，因为他们已经得到报告。报告说洪湖的伤寒病人非常多，而且很难治愈。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看了我的父亲的病情说他得的病是出血热，而不是伤寒，而且医院为我父亲打的吊针太多了，影响了免疫系统。接着就更换了治疗方案，取消了吊针。我的父亲的病情很快就好转了，第三天的时候就能够下床活动了。父亲总算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件事让我认识到庸医会误诊，甚至害人性命！看病必须要良医。看到父亲病情很快好转，我很欣慰，就返校继续学习了。可是，从父亲生病以后，我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衣服和鞋子了，即使在毕业的那一年，我也仅仅接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钱。我在早餐的时候，不能够购买肉包子，只能花三分钱吃两个馒头和一碗稀饭。午餐基本上不能吃鱼和肉。拮据的生活状况让我更加亲近图书馆，疏远了和许多同学的关系。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班在1985年的元旦晚会上有一个集体舞蹈。因为我没有钱买皮鞋，就和另外几个同学没有登台演出！贫穷不仅能够扼杀我的理想，而且可以压缩我的生存空间！可以说，在中等师范的三年，缺钱就是我的切肤之痛！现在的贫困学生还有国家照顾，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老师过问过一次！因此，我对这所师范学校并没有什么好感。
实习的时候，我们班的四十位同学，一半在镇办小学实习，另一半则在农村小学实习。为了解决实习的枯燥乏味，我到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国际风云四十年1935-1975》和《巴尔扎克小说集》。我现在都不明白：当时的我为什么要看《国际风云四十年1935-1975》？我连从政的可能性都没有，居然对阿拉法特、斯大林、戴高乐那么感兴趣！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一篇写乡村生活，其中有一个农民专门捕捉甲鱼的故事让我仔细观察乡村小学周围的环境。有一天，我和一个叫陈菊的女生一起散步，沿着一条宽阔的渠道走到了一个五米宽的拱桥并通过它到了一个比较高大的土丘。土丘上有一些垂柳。垂柳上有一些知了在鸣叫。我们在垂柳附近的地上坐下来，欣赏渠道里的流水、鱼儿和水草。我感觉到这里的情景和巴尔扎克小说写的情景十分相似。只是，我没有看到甲鱼。我很少和女同学说话，但是我并不排斥和她们说话。我对女同学说：“你觉得这条渠道里有甲鱼吗？”
她说：“也许有吧！我对农村其实并不了解。”
我这位女同学平常穿着平常，也很少说话，我认为她就是一个乡村的小姑娘。现在她这样说，我觉得很惊讶，问：“你出生在城里吗？你父亲在干什么？”
她说：“我是石首县城的，父亲是负责财经的副县长。”
我这才认真打量她：蛋形脸、卧蚕眉、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她的皮肤并不白皙，身体微胖。她被我看得脸蛋都红了，呈现出淑女的模样。我才感觉到虽然她不是很漂亮，但是耐看。我问她：“你父亲为什么要你读师范呢？”
她有些羞涩的样子，说：“他说我是女孩，读师范了回县实验小学教书，今后也好嫁人！而且我也不愿意读高中，怕考不上大学。我只想平平安安地生活。”
我有些不解，一个副县长怎么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读师范呢？又问她：“你喜欢你父亲吗？”
她说：“当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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